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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手机端app在信息时代,微软向全世界证明了计算机软件可以独立于计算机硬件系统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同时(在企业级市场上)证明这一点的,就是甲骨文公司。在甲骨文和微软以前,计算机软件必须随着计算机硬件一起出售,无论是大型机公司IBM,还是小型机公司DEC和惠普都是如此。而IBM公司的商业模式以前是,今天仍然是硬件、软件加服务的捆绑销售。过去要想用IBM的系统,必须买IBM的硬件,外加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额服务费,它的软件不单卖。甲骨文公司尝试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种商业模式今天说起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就是一次性卖软件的使用权,而这在当时是对IBM商业模式颠覆性的革命。这样用户不再需要每年向IBM等公司缴纳高额的服务费了。甲骨文公司看中了当时市场最大的数据库软件,开发出和IBM相抗衡的SQL数据库系统,很快靠“卖软件”的方式占领了市场,并且仅仅依靠数据库系统一种应用软件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软件公司。后来就连IBM也学着甲骨文卖软件了。甲骨文成功后,硅谷很多人纷纷效仿办起了各种各样的软件公司,包括很成功的做Photoshop的Adobe和财务软件TurboTax的Intuit(Google的邻居)。虽然很多基于PC的应用软件的公司都不断的被微软挤垮,但是总是不断有新的冒出来并且成长壮大。而企业级的软件公司由于和微软的冲突较少,更容易生存下来。二战后,摩托罗拉作为品牌名气越拉越大,人们一说起无线通信就首先会想到摩托罗拉。直到二十年前,摩托罗拉一直垄断这个市场,从对讲机、早期的手机,即大哥大,到九十年代初风靡中国,城市里人手一个,万元户腰里一排的BP机。人们甚至忘了它公司的名称加尔文制造公司,于是,1947年公司干脆改名摩托罗拉,由此可见当年摩托罗拉名头之响。这种事情在大公司里并不少见,几天前,松下公司也把它的名字从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名字Matsushita改为了品牌的名字Panasonic。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当时IBM为了以最快速度推出PC,连操作系统都懒得自己开发,而是向其他公司招标。IBM先找到了DR公司(DigitalResearch),因为价钱没谈好,只好作罢。盖茨看到了机会,他空手套白狼,用七万五千美元买来的磁盘操作系统(DOS),转手卖给了IBM。盖茨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没有让IBM买断DOS,而是从每台IBMPC中收一笔不太起眼的版权费。而且,IBM和微软签的协议有个很小的漏洞,没有说清楚微软是否可以将DOS再卖给别人。盖茨后来抓住了这个空子,将DOS到处卖,IBM很不高兴,告了微软好几次。因为在大家看来这是以大欺小,IBM得不到别人的同情,从来没有赢过。(在美国,以大欺小的官司常常很难赢,而且即使赢了,也不可能得到太多的赔偿,因为小公司没有什么油水可榨)。IBM原来认为PC机赚钱的部分是几千块钱的硬件,而不是几十块钱的软件,后来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由于兼容机的出现,IBM沦为了众多PC制造商之一,利润受到竞争的限制。而所有微机的操作系统只有一种,虽然每份操作系统现在还挣不了多少钱,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显然,微软已经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因此,IBM决定和微软共同开发微机的新的操作系统OS/2,共同来开发微机的软件市场。如果是别人,也许就乐于当IBM的一个合作伙伴了。但是,盖茨可不是一般的人,他的心志非常高远,他不会允许别人动微机软件这块大蛋糕,虽然此时的微软的规模远没法和IBM相比。盖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方面和IBM合作开发OS/2,挣了一点短期的钱,另一方面下大力气开发视窗操作系统(Windows)。当视窗3.1研制出来的时候,微软帝国也就形成了。十几年后,硅谷一位最成功的CEO讲,凡是和微软合作的公司,最后都没有好结果。IBM也许是其中第一个吃亏者。

二战后斯坦福大学遇到财政困难,斯坦福有8000多英亩的土地,相当于十多个颐和园大小,而它真正需要使用的土地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至今斯坦福荒着的土仍然地占一大半。但是根据斯坦福夫妇的遗嘱,大学的土地是不能出售的,因此,无法直接从闲置的土地上挣钱。后来有一个叫特尔曼的教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仔细研究了斯坦福的遗嘱,发现上面没有禁止斯坦福把地租出去。于是,斯坦福就拿出一片土地,办起了斯坦福工业园(StanfordIndustrialPark),惠普公司成为进驻工业园的第一批公司。惠普公司的从这里起步,生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很多公司也随着进驻斯坦福工业园。到了计算机时代,由于这些公司大多从事和半导体有关的技术,从此这里便被称为硅谷。而斯坦福大学,不但度过了难关,而且从六十年代起,一跃成为世界顶尖名校。惠普则成为硅谷神话的典型代表。对风险投资家来讲,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当一个甩手掌柜:把钱投到一家公司,不闻不问,几年后几十倍的利润拿回来。这种情况对于天使投资确实发生过,比如有一个从洛杉矶募集资金的天使投资团将钱投入了早期的Google,等Google上市时,该投资团的合伙人,包括NBA明星奥尼尔、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和一些好莱坞明星,稀里糊涂地就挣到了一大笔钱。对于比较大的风险投资,反而很少发生。大多数办公司的人的经验总有局限性,尤其是IT行业的创始人大多是技术出身,没有商业经验和“门路”(在美国,门路和在中国一样重要)。风投公司就必须帮助那些创始人把自己投资的公司办好。毕竟,他们已经在一条船上了。虽然微软在操作系统市场的优势和高通在3G市场的垄断是极端的例子,但是,即使在一般情况下,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公司仍然能独占60-70%的市场。在处理器市场上,英特尔一年有近400亿的销售额,而第二名AMD仅有60亿。在网络设备市场上,思科销售额高达400亿,是它的对手华为(100亿)和Juniper(40亿)总和的三倍。波音手机端app进入九十年代,个人微机在美国开始普及,整个市场增长很快。惠普靠着原有的小型机的客户和市场的经验,很容易地进入了微机市场。由于它的传统用户是中小公司和学校,惠普没有花太大气力就打开了大学,研究所和中小公司的微机市场。惠普实际上已经悄悄地从仪器制造向计算机工业转型了,并于1989年和1995年它先后买下了两家计算机公司阿波罗和Convex,当然它只是为了要两者的市场,然后将这两家公司原有的客户换上惠普自己的小型机和工作站。到九十年代中期,惠普成为集科学仪器、医疗仪器和计算机产品于一身的巨无霸型的公司,并且随着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达到顶峰。那时,惠普是全世界仅次于IBM的第二大计算机和仪器制造商,它的产品线甚至比IBM还长,小到计算器、万用表之类的产品,大到最复杂的民用医疗仪器核磁共振机。计算机本来只是惠普长长的产品线上的一种产品,只是到了九十年代由于计算机工业的发展,计算机部门包括其外设的营业额超过了整个惠普的一半,才格外引人注意。

KPCB另一个特点就是合伙人知名度极高、联系极广,除了活跃的投资人约翰多尔和布鲁克-贝叶斯(KPCB中的B),还包括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前国务卿鲍威尔和太阳公司的共同创始人BillJoy等人。KPCB利用他们在政府和工业界的影响,培养新的产业。比如鉴于戈尔同时担任了苹果公司的董事,KPCB专门设立了一项培养苹果iPhone软件开发公司的一亿美元的基金。考虑到今后全球对绿色能源的需求,KPCB又支持戈尔担任主席的投资绿色能源的基金,并且专门集资四亿美元建立了专门的基金。KPCB通过这种方式,在美国政府制定能源政策时施加影响。KPCB的这种做法是一般风险投资公司学不到的。当一个主导公司非常强势,上述方法也无法阻止其垄断的形成时,竞争对手只好求助于美国的司法部和欧盟的反托拉斯委员会出面解决问题了。因此,聪明的主导者会让出一些市场给第二、三名,以免惹上反垄断的麻烦。通常70%是一个魔法数字。一个主导者愿意强调自己是行业的领导者,这样可以给投资者和用户信心,但是永远会否认自己有垄断地位,以免给自己找麻烦。它们在提交到证监会和其它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中甚至会列举一些小的不能再小的竞争对手,表示自己在公平竞争。比如微软在2008财政年度的年报中,居然把盈利只有它二百分之一的Earthlink公司(估计99%的中国读者都没听说过这家小公司)列为它的竞争对手写入到它给证监会的文件中。第二、被投公司最好处在一个别人没有尝试过的行业,即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比如在苹果以前,微机行业是一片空白,在Yahoo以前,互联网还没有门户网站。这样的投资方式风险很大,因为以前无人能证明新的领域有商业潜力,当然,回报也高。这种投资要求总合伙人的眼光要很准。相对来讲,红杉风投的合伙人经历的事情较多,眼光是不错的。风险投资公司每一次融资便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它的寿命从资金到位开始(CloseFund)到所有投资项目要么收回投资、要么关门结束,通常需要十年时间,前几年是投入,后几年是收回投资。一个风险投资公司通常定期融资,成立一期期的风险基金。基金为全体投资人共同拥有。风险投资公司自己扮演一个称作总合伙人的角色(GeneralPartner),其它投资者称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总合伙人除了拿出一定资金外,同时管理这一轮风险基金。有限合伙人参与分享投资回报但是不参加基金的决策和管理。这种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能保证总投资人能够独立地、不受外界干扰地进行投资。为了监督总投资人的商业操作和财务,风投基金要雇一个独立的财务审计顾问和总律师(AttorneyinGeneral),这两个人(或者公司)不参与决策。风险投资比炒股要凶险得多,一旦出错,基本上是血本无归。为了减少和避免错误的决策,同时替有限合伙人监督总投资人的投资和资本运作,一个风投基金需要有一个董事会(BoardofDirectors)或者顾问委员会(BoardofAdvisors)。这些董事和顾问们要么是商业界和科技界的精英,要么是其它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人。他们会参与每次投资的决策,但是决定由总投资人来做。

一九九五年,AT&T走到了一个分水岭。从一九九四年起,美国经济全面复苏,从下面斯坦普500指数走向图中可以看出,美国股市从1995年起开始暴涨,直到两千年底。和预期的一样,MCI和Sprint果然来买朗讯的设备了。朗讯的销售额比原来作为AT&T一部分时有了明显的增长。不久,股价就翻番暴涨,而同期AT&T公司的股票还按着原来不快的速度慢慢地爬,这正应了华尔街和大家的预想。华尔街的人大发了,朗讯的高官们中发乐,有股权的员工小发了。1999年,我在一个会议上见到不少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谈到股票时,他们一个个意气分发,人人都洋溢着笑容。在2000年的股市泡沫破灭以前,朗讯的股票四年长了十三倍,市值达两千四百四十亿美元。惠普赌的另一个拳头产品是它的打印机。惠普决定采用吉列的商业模式—通过廉价的刀架挣高价刀片的钱,它打算廉价卖打印机,然后高价卖墨盒。惠普的市场战略家们当然仔细算过这笔帐,但是,它们低估了日本制造的效应。至今,惠普在打印机市场上一直受爱普生和佳能的威胁。和预期的一样,MCI和Sprint果然来买朗讯的设备了。朗讯的销售额比原来作为AT&T一部分时有了明显的增长。不久,股价就翻番暴涨,而同期AT&T公司的股票还按着原来不快的速度慢慢地爬,这正应了华尔街和大家的预想。华尔街的人大发了,朗讯的高官们中发乐,有股权的员工小发了。1999年,我在一个会议上见到不少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谈到股票时,他们一个个意气分发,人人都洋溢着笑容。在2000年的股市泡沫破灭以前,朗讯的股票四年长了十三倍,市值达两千四百四十亿美元。

在两千年前后,短线投资者发现最快的挣钱方法不是把一个企业搞好,而是炒作和包装上市。将公司的一部分拆了卖无疑挣钱最快。于是AT&T决定一拆四,分成长途电话,移动电话,企业服务和宽带四个公司。其中最大的手笔是将移动部门单独上市。一九九九年五月,AT&T移动(AT&Twireless)在华尔街最好的投资公司高盛(GoldmanSachs)的帮助下挂牌上市,募集到现金一百亿美元。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大的上市行动。当时AT&T的董事和执行官们给出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拆分后对发展如何有利,但其实,用AT&T实验室的一位主管的话说,原因只有一个字—贪婪(greedy)。AT&T在一次性得到一笔横财时,也失去了立足于电信业的竞争能力,因为它所剩的只有一个收入不断下滑的传统长途电话业务。同时,香农实验室萎缩到1996年成立时的规模。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AT&T在纽约的很多设备被毁,而它几乎拿不出修复设备的钱。半年后,AT&T的香农实验室也几乎解散了。在AT&T实验室解散前,它的主管拉里?拉宾纳(LarryRabinar)博士已经预感到情况不妙了,他很有人情味地为他的老部下们安排了出路,然后自己退离了香农实验室第一把手的岗位。身为美国工程院院士的拉宾纳,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管理水平,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但是他根本无力扭转AT&T实验室的困境。这也许是命运。如果说在美国,始于二十年前的信息革命是基于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那么在亚洲,主流则是手机和移动通信。今天的手机一般都有两个处理器,一个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和一个与微机处理器类似的通用处理器(CPU)今天,一个中档手机的计算性能,超过了五年前的个人微机,而且还按着摩尔定理预计的速度在增长。虽然在手机行业,并没有一个类似微软的通用操作系统公司存在,但是手机制造商自己、运营商和增值服务商加在一起起到了微软的作用。它们在提供新的但是越来越消耗资源的服务,使得用户不得不几年更新一次手机。波音手机端appPayPal的想法很好,由它来统一管理所有人的信用卡或者银行帐号,商家不能直接得到买家的帐号信息。交易时,商家将交易的内容告知PayPal,并通过PayPal向买家要钱,买家确认后,授权PayPal将货款交给商家,商家无法得知买家信用卡和银行账户信息。而且,PayPal要求商家和买家提供并确认真实的地址和身份,尽量避免欺诈行为。对于五百美元以下的交易,PayPal为付款方提供保险,如果付款方被骗,PayPal将偿还付款方损失,由它去追款。PayPal的商业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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